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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落实政策时,我已经41岁了,什么都要重新再来。所以我就把41岁定位为18岁,从这时开始我步入社会了—— 码头
“以前,重庆是个小码头……” 尹明善早上起来花一元五角吃了一碗小面,然后随便穿上一件夹克,端着茶杯走进力帆轰达简单的会议室。此刻雾都重庆的天气并没有因为晋升为直辖市而变得晴朗,在阴雨与薄雾之中,尹明善讲起他的码头文化。 现在称赞尹明善是儒商的人大有人在,据说朱总理曾听他就摩托车出口问题发表看法,引得总理开怀大笑,并赞扬说:“尹明善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!” 但一个儒商讲码头的事总是让人觉得怪诞。 “我认为四川应该属于盆地文化,而码头文化是重庆的。以前重庆是个小码头,靠码头为生的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拼搏,整天在风浪中打拼;第二个特点就是团队精神,扯帆拉船,共进共退,这和商海运作很有相似之处。现在有句话叫‘财散人聚,财聚人散’,挣钱的时候很齐心,分钱的时候就有矛盾了。重庆本地人也讲过一句俏皮话‘发财不见面,背时大团圆’,很形象,很精彩。其实这也是一种社会现象。我之所以说码头文化很有意义也在于此。” 力帆轰达创建于1992年,当时仅有员工9人,资金20万元。现已拥有净资产4亿元,尹明善也一不留神在今年初被美国《财富》杂志选为中国富豪第50名。这一切说明,尹明善是久历江湖的高手,他的码头文化经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。 一般人有钱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讲一些“雅文化”,往往以一些格言、警句式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成功并教育后人—从而玄之又玄,高深莫测,令人仰视不已。而尹明善反其道而行之,以俗制雅,反而起到吸引眼球的作用。其实尹明善的这种理论、或者感受,明显带有自己人生经历的烙印。 尹明善1938年生于重庆涪陵。小时候家境贫寒,12岁时随母亲住在乡下一间茅草房。那时家里只有一床破被和几只破盆。年幼的尹明善只好弃学从商做起小生意。他背着针头线脑,独自穿梭于重庆—涪陵的乡镇,从事着最简单的商业活动。一年下来,小生意从五毛钱本钱做到了几十块钱—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一笔可观的收入。1950年,他只身来到重庆求学,很快成为出类拔萃的学生,每年都获得奖学金。他不仅刻苦努力而且记忆力惊人,读高二时就自修完大学数学课程。1958年,尹明善被揭发有“右派言论”,1961年又“升格”为“反革命”并被赶出了学校,还因资本主义倾向坐牢,进劳改农场,一晃耗费了20多年的光阴。由于不准“乱说乱动”,使他有了大量的闲暇时间,于是千方百计搜寻各种书籍,古今中外、文史政经,广泛涉猎。文化大革命过后,他成为重庆电视大学英语教师。1982年,重庆出版社恢复,他被聘为编辑。1985年,当许多人还在做着“铁饭碗”的梦时,尹明善砸掉自己的“铁饭碗”,办了一个书刊公司,先后出版了数百种读物,如《英语惯用法》及名噪一时的《一角钱丛书》等等。 长期动荡坎坷的经历使尹明善深刻理解了《国际歌》中的名言:“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,一切都要靠自己。” 他总结:“承受能力最重要,要敢于作决策。勤奋,人人可以做到;学识,可以后天弥补。但若没有冒险精神,不能承受很多常人不能承受的东西,你便在成功之前垮掉了。做一件事,有55%的可行性就干!等你论证来比较去,即使有80%的把握你也会失去机会。” 尹明善又回到他的码头文化:“柏杨先生写过一本书叫《丑陋的中国人》,书中说:‘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,两个中国人是一条虫。’上次我向朱总理汇报工作时说,我们现在最大的伤害是来自我们国内的一些小厂。在海外,如果只有我们一家,那生意很好做。再来一个同行就糟了,原来可以卖500元,现在要准备卖250元,一下子就可能从盈利变成亏损。正是‘身在异乡为异客,最怕他乡遇故知’。而日本人就比较团结,我们在他们的一些小厂买活塞环,我使了个小心眼‘你们卖20太贵了,人家都卖18’,对方说:‘第一,我不相信;第二,如果是真的,你到他那里买。’人家团结、不互相杀价,这也是一种团队精神。” 儒商谈码头的确是件有趣的事,不过尹从不说自己是儒商。他认同儒学但也承认其中的糟粕,他承认自己深受类似中庸理论的影响。但好在始终能兼容并蓄,他把‘齐家治国平天下’的古训改为‘齐家治国富天下’—“有钱人更应该谨慎、有修养,比富、张扬最不好。我提过一个口号:‘不苦不累,不做力帆人;不富不乐,谁做力帆人’,人家来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来做奴隶。现在国家给公务员加薪,我给我们的员工也加薪,平均每人100元。我这种心理既有儒家思想,又有码头文化。”
争取最后一个死
瘦,但精神很好。一幅斯文的眼镜充满学者意味,但镜片后一双闪亮的眼睛却又透出商人的精明。 蜀中人士基本都有三个特点:能吃苦、精明、灵活。这些在尹明善身上都能找出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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