即使在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他对日本人的钦佩也并未有实质性的减弱，他甚至在自己的日记里记下了一件令他感到悲凉的真实小故事，并为此发了一顿近乎无奈的感慨：

    依照天皇的命令，日本部队集体投降了，当他们办理移交时，部队的营房及其周围环境布置得井井有条和清清爽爽，可没过几日，原先的一切便被接收的中央部队弄得团团糟!

    也许正因为对自己嫡系队伍的不争气，在那个讲究派系的年代，他还是表达了对少数诸如张自忠、陈明仁等治军严厉的杂牌军将领的喜好。

    军人良好的素质来自于平时训练，操练的目的不外乎有三点，一是增强体魄，二是学习战斗中的攻守技能，还有大约就是培养良好的作息习惯。

    人类的行为大部分是后天习得的，著名心理学家斯金纳认为，人类习得的行为可以分为两类：

    一类是经由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过程建立起来的，是对一定刺激的应答反应，这类行为称为应答性条件反射。

    另一类习得的行为最初出现时并没有明显的刺激出现，也许有刺激，但不明显，也许纯粹是一种自发的行为，这一类行为称作操作性条件反射。

    操作性条件反射和应答性条件反射的区别主要在于以下两点：

    1、刺激在反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。

　　所有的应答性条件反射都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：S — R。S在行为的形成中扮演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，在条件反射的训练过程中，条件刺激总是伴随着非条件刺激而出现。

    在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的形成过程中，刺激几乎不起任何作用，操作性条件反射也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述，但不是S － R（刺激－反应），而是“反应－强化”，在行为形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是反应前出现何种刺激，而是反应后得到何种强化。

    2、强化在反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。

    在应答性条件反射中，人们重视的是反应前的刺激，而不是反应后的结果，没有人关心反应以后会得到何种结果，因此“强化”在这类反射行为中没有任何意义；但在操作性条件反射行为中，强化才是最重要的。

    斯金纳认为，如果人们在无意中作出某种行为之后得到了奖赏，人们以后就会多作出这类行为；如果人们无意中作出的某种行为导致了惩罚，则以后会回避这种行为，会尽可能少做这种行为。是行为的后果而不是行为前的刺激决定了行为的保持或消退。

    军队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行为方式最“模范”的区域，与以上两种“反射”理论的认真贯彻有很大的关系。但到了企业，军人的规矩就不那么好立了，因为情况变了。

    首先，军队是一个相对较为独立的机构，它与外界基本上只保持一个信息交换点，其内部的管理行为多数是直线式的，属于一元一次方程范畴；企业则不同，由于经营的需要，它的对外信息交流渠道尽量要多，与此相对应，它的管理格局有如矩阵方程，解起来要困难得多。

    其次，军队和军人的关系是“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”，官兵只能在部队的大熔炉“冶炼”，而不是相反，小胳膊拗不过大腿。企业与员工的关系则不这么单纯，它俩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，一方面是企业改造着员工，另一方面员工也可以改变企业。

    从这个角度讲，企业在推行管理时势必要碰到许多有形无形的阻力，管理只能在较量中前进。既然是较量，那就必须使力气下功夫。

    企业的规章制度一般都有，区别只在于具体的使用方式。有的是它当作摆设，这属于零刺激；有的只在发行之初贯彻过，之后便是“萧规曹随”， 只能达到“应答性条件反射”阶段。

    如此看来，企业的管理仅凭“刺激”还不行，还需要“强化”，通过“强化”来进行正负反馈，如此循环往复，良好的习惯应该可以慢慢形成。

    亚里士多德有一句名言，人反复做什么事，他就是什么人。

    孔子则说：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